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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的改革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和变法 中国历史文化

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革新与变法

作者:徐凯

第二节 危机四伏明中叶


  从15世纪中期起,到16世纪中期,是明王朝发展的中叶。自英宗朱祁镇起,至穆宗朱载垕〔hou后〕止,共七代皇帝。这一时期皇帝多怠于政事,沉溺于声色之中,常年不临朝,将大权交予宦官或权臣,政治日趋黑暗,边防废弛,社会各种矛盾尖锐,农民起义此起彼伏,冲击着明朝的腐朽统治。

  明代中期,土地兼并迅速发展,主要是皇帝、勋戚王公、宦官、豪绅地主占田。明朝制度规定,宗室、皇亲国戚、功臣都有赐田。但他们还向皇帝请求增加土地来扩大产业,叫作“请乞”。宪宗时,外戚锦衣卫指挥周彧〔yu育〕索要武强、武邑田地600余顷;翊〔yi意〕圣夫人刘氏申请赐予通州、武清土地300多顷,皇帝都降旨应允。正如户科给事中李森所说:“名为奏求,实豪夺而已!”(《明史·李森传》)一些大地主为了高攀势官,或躲避赋役,干脆将自己强占来的土地主动献给勋戚王公,称作“投献”。有权势的宦官也乘机通过修建寺院大肆侵吞良田。宪宗时,大宦官汪直占田二万顷,成为大地主。皇帝占田就更为突出。成化年间,北京有皇庄五座,到了武宗正德时期,前后不到30年,皇庄已经多达36座。皇帝不仅建皇庄,还放“皇债”,开“皇店”,卖“皇盐”,设“皇窑”(煤窑),牟取暴利。结果是“私家日富,公室日贫,国匮民穷”(《张太岳文集》卷二六《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》)。武宗时,直隶地区人民抵制占田,官府抓了平民鲁堂等200余人,引起了京畿南部百姓的骚动。

  在此时期,本是皇帝家奴的宦官却成为皇族地主集团的政治代表,而内阁大学士则是官僚地主的政治代表,出现了宦官和权臣轮流执政的局面。从英宗正统至武宗正德年间,主要是以王振、曹吉祥、汪直、刘瑾为首的宦官专权,自世宗嘉靖到神宗万历初年,则为夏言、严嵩、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等权臣掌政。当然,权臣也要拉拢宦官。因此,宦官专政是这一阶段突出的政治特点。宪宗朱见深宠信大宦官汪直,小宦官阿丑用表演相声的形式讽刺说:“只知汪太监,而不知有天子。”武宗朱厚照是个荒淫残暴的皇帝,他宠幸“八虎”之一的宦官刘瑾,权擅天下,为非作歹。当时北京城内外传说,朝廷有两个皇帝,一个坐皇帝,一个立皇帝;一个皇帝姓朱,一个皇帝姓刘。世宗朱厚熜〔cong匆〕统治45年,将大权交给严嵩。他信奉道教,服道士所炼丹药,乞求长生不老。宦官把持朝政,大多数官吏曲意逢迎,徇私舞弊,贿赂成风。大学士焦芳为了讨好刘瑾,竟然搬到他的家中办公。弘治年间,抄了宦官李广的家,查获了一个簿子,上面写着许多文武大臣的名字,馈送黄米白米各千百石。孝宗吃惊地问:“李广吃多少粮食,接收这么多的米?”左右侍从说:“这是暗语,黄米是金子,白米是银子。”严嵩父子获罪后,从他家中抄出黄金30万两,白银200万两,珍宝器物无数。明代吏治的窳〔yu羽〕败,可窥一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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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由于土地兼并的扩大,租税徭役的加重,更多的农民被迫离开家园,成了饥馑逃亡的流民。“民亡且乱”,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,规模不断扩大,蔓延七八个省。正统十二年(公元1447年),叶宗留率领流民矿工在浙、闽、赣边区首先揭竿而起。次年,福建沙县邓茂七领导了佃农抗租斗争。天顺八年(公元1464年),刘通率领流民在郧阳(今湖北郧县)山区起义。成化六年(公元1470年),李原又在这里起义,自号“太平王”,归附的流民近百万。正德五年至七年(公元1510—1512年),在北京西南的霸州、文安又爆发了影响较大的刘六、刘七起义,直接对京城构成威胁。

  这时,北边的蒙古部落先是瓦剌〔la拉〕,后是鞑靼,经常骚扰内地;在东南沿海,倭寇(日本海盗)不时出没,抢劫商旅,掠夺人口和财产。这种边患的严重形势,被当时人称作“南倭北虏”。蒙古骑兵越过长城,进入中原,进行大规模的杀掠,其中两次兵锋直指北京城,震动朝野。正统十四年(公元1449年)七月,瓦剌首领也先率领军队从赤城、大同、甘州、辽东分四路攻打明朝。宦官王振调动京师三大营(五军、三千、神机)约50万大军,挟持英宗亲征。在土木堡(今河北怀来东),明军惨败,英宗被俘,王振死于乱军之中,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土木之变”。嘉靖二十九年(公元1550年),当时严嵩专权,边事大坏。鞑靼首领俺答汗率兵长驱直入,屯兵于安定门外,围攻北京城。这一年是庚戌年,史称“庚戌之变”。16世纪中叶,即嘉靖时期,倭寇与中国豪强地主、富商大贾相勾结,活动十分猖獗。当时严嵩党羽赵文华、胡宗宪出任抗倭主将。赵文华只知祭海神,不敢与倭寇交锋。身为防倭总督的胡宗宪,私下与倭寇交往,人称“军门倭主”。直到嘉靖后期,严党一伙垮台,抗倭将领戚继光、俞大猷〔you尤〕、刘显等人率军浴血奋战,才取得抗倭大捷。

  张居正登上政治舞台时,整个局势可谓内外交困,国家财政匮乏,入不敷出;政府官吏冗滥,办事效率低下;武备废弛,边塞烽火终年不熄。张居正对社会的弊端早有觉察。嘉靖二十八年(公元1549年),他就给朝廷上了一道《论时政疏》,阐述了朝廷的五大积弊:

  (1)“宗室骄恣”。宗室藩王表面求亲献媚主上,实际上奸贪淫虐,欺凌地方主管官吏,苛剥百姓,为所欲为。

  (2)“庶官瘝〔guan官〕旷”。国家不重视培养人才,使用时又不信任,稍有议论,就罢职驱逐。“轮资逐格”,职务旷废的现象严重。

  (3)“吏治因循”。官吏考课不严,名实不核,贿赂多的官阶居高,投机取巧的则依次进用。

  (4)“边备未修”。防御工作平时做得不完备,不能防止寇虏侵扰。

  (5)“财用大匮”。朝廷费用超过国初的10倍,官僚的供给,每年耗资巨万,国家财政钱粮亏空。

  那么,如何根治这种“臃肿痿痹”之病呢?张居正指出,必须使“血气升降而流通”。建议世宗广开纳谏之门,亲近辅弼大员,君臣之间无所隔阂,按照五个问题分职定责,人人发挥所长,积弊便可以除掉。

  25岁的张居正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,痛陈时弊,言语铿锵。当时权臣严嵩当政,并未将张居正的上疏转呈御览,而是搁置一边,不予理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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